启蒙运动期间的历史观念与兰克的历史编纂学｜约翰·H. 阿诺德

作者｜约翰·H. 阿诺德（John H. Arnold）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世纪史和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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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启蒙运动期间的“一种”历史观念是很困难的：如同任何其他的知识领域一样，18世纪的特征与其说是某种单一的思想模式，不如说是它的多样性和对于辩论的热衷。（莱昂内尔·高斯曼曾有用地提出，在讨论“启蒙运动”的时候，我们想象它是一种“语言”或共同的言语模式，而不是任何一套广为采纳的原则。）尽管如此，我们或许能够挑选出一些重要的主题，因为它们与历史编纂的演变和对过去的看法有关。

首先是过去本身：它并非如此简单。植物学和地质学的发展使各种各样的思想家得出结论：世界要比《旧约》所承认的古老得多。如果《圣经》对六天造物的记述是“真实的”，那也不可能是在实际意义上，而是在象征意义上。时间本身的延伸——虽然极具争议——必然会挑战过去的假设。上帝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不得不重新确定。对某些作者来说，完全可以将上帝忽略不计。另一些人则把上帝的旨意想象为“神圣的天意”：巧妙地指引着人类的历史进程并充当其终极的原因。“天意”并未引起所有历史学家的兴趣，而且可能会导致某些奇怪的假设。18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家指出，相信这是“天意”，往往会促使某些作者（比如天赋平平但阅读极广的约翰·许贝纳）接受似乎能说明上帝存在的任何历史传说。例如，许贝纳在他的美因茨史中写入了“老鼠塔”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美因茨大主教哈托将许多乞丐活活烧死，并喊叫着“听！听我的老鼠们尖叫！”结果他遭到大群好斗老鼠的袭扰，虽然逃到莱茵河中游的一座塔里避难，最终还是被追捕者吃掉了。许贝纳坚持认为这段记述具有事实上的准确性，其理由是在莱茵河中游的确有一座“老鼠塔”，这个故事非常古老、广为人知，就像《圣经》里关于青蛙或蝗虫灾害的故事一样有根有据，而且（他声称）823年的波兰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幸运的是，并非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这种关于真相的方法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可是，如果“天意”被抛弃的话，历史学家仍然需要一种因果关系理论。两种相互竞争的模式出现在他们面前：偶然性和伟人。前一理论用这种观念玩哲学游戏：任何伟大的事件都不是计划好的或有意图的。伏尔泰在其《一个婆罗门和一个耶稣会士之间的对话》中，将亨利四世遇刺的原因归结为那个婆罗门出门散步时先迈的是右脚而不是左脚。对那些坚持“伟人”理论的人来说，事件发生是因为非凡的个人促使它们发生。来自第二阵营的一个极端例子（而且完全没有伏尔泰式的顽皮幽默）是约翰·费希特（1762－1814）对亚历山大大帝的评论：

无须告诉我追随他的道路的千万人，无须谈论他自己接踵而至的早逝——在其理想实现之后，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比死去更伟大的呢？

这对孪生信念——“理性”是一种抽象的、超越历史现象的压倒性力量，以及，天才个人为自己的哲学使命所煎熬——为现代听众拨动了令人恐惧的琴弦。

启蒙运动还提出了另一个信念：人性具有永恒的普遍性。大卫·休谟（1711－1776）写道：“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的人是完全一样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没有说出任何新鲜的或奇特的事情。它的主要用途不过是发现永恒而普遍的人性准则。”中世纪历史学家倾向于假设过去和现在一样，但是休谟所表达的却略有不同：不是对超越历史的相似性的“假设”，而是（如他所见）对它们的发现。在这里历史受到了自然科学逻辑的影响，后者相信世界在本质上是静态的，受到规则的支配，而这些规则能通过仔细探究来加以理解。休谟相信历史研究与之相似，能够揭示构成“人性”的那些基本要素。

探寻主题带我们回到古文物学家的遗产。在许多方面，17世纪的古文物学——它强调文献的细节和不同时期间的历史差异——与早期启蒙运动中更宏大的哲学式历史之间存在着张力。但是18世纪也经历了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将它们融入了某种更类似于我们今天所知的历史。一个伟大的例证是爱德华·吉本（1737－1794）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篇幅长达一百五十万个词，涵盖了从古罗马到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历史，与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其他历史著作都不相同。它的主题并不新颖，虽然吉本分析一种文明衰落过程的尝试在此前或许还没有人做过。它的方法也不新颖，因为在这里吉本显然得益于古文物学家的技巧。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今天它仍在被阅读。

好了，这是一种稍有些狡黠的说法。有些更古老的历史学家也在被阅读，尤其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吉本仍被阅读，却不再那么被信任。但是《衰亡史》提供的是这样一种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书社仍在刊印其各种版本）：将西塞罗式的叙述风格、启蒙哲学的探究方法，和古文物学的资料分析熔为一炉，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这不是说吉本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都很出色：他从未去过档案馆，而是依赖已经出版的文献汇集；他的写作风格很优雅，但间或有些傲慢；《衰亡史》最大的问题在于，吉本从未准确地告诉我们罗马为什么衰落，或者一种文明的“衰落”究竟是指什么。尽管如此，吉本仍是——如果不是第一位的话——专职历史学家最典型的范例。他不是哲学家、编年史作者，也不是地志学家或古文物学家，而是一位历史学家。

我说过吉本没有“解释”罗马的衰落。更公平的说法或许是，他的解释不是基于抽象的分析，而是基于累积的叙述。与其赞同某种因果关系模式，比如说偶然性，吉本更打算说明历史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异质元素之间无穷的互动关系。在《衰亡史》中，这种对于复杂性的信念并非明言的理论，而是潜在的逻辑，然而，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尤其是在德国——开始发展这样的理论。他们对“偶然性”的解释感到不满，面对复杂性它就立刻投降了；他们也不相信那些坚持“伟人”观念的人的哲学和政治。如苏格兰作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后来所说：

谁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角色？是第一个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的人……还是第一个为自己锤打出铁铲的不知名的农民？……法律本身和政治规章并不是我们的生活，只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房屋；不，它们只是房屋光秃秃的墙壁：其中所有必需的家具，调解和支持我们生存的发明、传统和日常习惯，都不是德拉古们或汉普登们的功劳，而是腓尼基的水手、意大利的泥瓦匠和萨克森的冶金家、哲学家、炼丹家、预言家以及一切被遗忘已久的艺术家和工匠们的功劳。

特别是从德国启蒙运动后期阶段开始，历史学家越来越相信，恰当地理解历史要做两件相互联系的事情：首先，非常详细地研究档案资料；其次，形成因果关系理论，来将地理位置、社会体系、经济力量、文化观念、技术进步的影响与个人意志之间的复杂关系融合起来。历史正在从政治学和法学转向经济学和我们今天所称的社会学。在这种冲击中，人们会认为修昔底德之塔的确已经变成了废墟。

现在我们要回到兰克，他对历史虚构性的排斥是本章的起点。如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所充分表明的，兰克（1795－1886）把自己视为历史技艺的革新者和救助者。他对文献研究和客观历史分析的倡导被许多人（包括他自己）称为是革命性的和激进的，最终将历史牢固地置于“科学的”立足点上。然而，正如我们所见，这一洞见中的许多部分早在兰克时代之前就已经出现了。那么，难道他只是一个伟大的冒牌者吗？

尽管兰克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自我推销，但关于启蒙时期的历史编纂和兰克认为自己所反对的东西，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18世纪许多最著名的作家创作出“哲学式的”历史，它们与事实本身无涉，而与他们要阐明的关于人类和生存的某些重大问题有关。另一些历史学家也从残存的西塞罗式的历史中汲取灵感，为读者大众（这个群体在18世纪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创作出用文字写就的美丽故事。所有这些都是由启蒙运动的统一特征促成的：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理性达到顶点的时代，在知识、理解力和判断力方面都胜过和超越了以前的任何时代。启蒙运动中的历史学家在骨子里是知识上的势利眼。他们以更多或更少的谨慎调查过去，但首先对过去做出判断。对大多数人来说，过去没有达到他们的高度期望。如一位作家所说：“为了哀悼‘美好的旧时光’，人们不能知道它们是什么模样。”

兰克在暗示着不同的东西。他要对文献进行详细的分析，不让富于幻想的灵感“歪曲”结果，服从审查和验证的“科学”观念，从而能够“仅仅说出事实是怎样的”。历史学家是枯燥记录的详细调查者，是准确问题的冷静而冷酷的分析家，是客观真相的公正而严厉的仲裁者，这样的形象至今还留在我们心中（尽管令人欣慰地加入了另一些不那么干瘪的形象）。兰克的研究方法不是唯一的：法国历史学家朱尔·米什莱（1798－1874）也从档案中汲取灵感，但他的历史著作浪漫而且热情洋溢，迷恋于怪异的人物和边缘群体，譬如女巫和异教徒。米什莱并不总是很准确，但他的才能和想象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灵感模式。

无论如何，兰克的实情与他的形象略有些不同。他确实使用档案资料——虽然在他之前其他人已经在这样做了，实际上他著作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参考文献都是过去学者研究过、出版过的文献。和之前的其他人一样，他的客观性目标部分是达成的，部分是未达成的。那么他改变了什么呢？或许在于两点。

首先，如果吉本如我所说标志着历史作为一种使命（人们因为历史本身而选择去研究历史）的开端，那么兰克则确立了一种作为职业的历史。兰克留下的一大遗产是历史学家的工作研讨班，在那里，年轻学生聚集在一位功成名就的学者周围，通过直接研读原始资料来学习技艺。在教育经费许可的情况下，这种模式仍在指引大多数年轻的历史学家熟悉这个行当。

其次是一再出现的格言：“仅仅说出事实是怎样的”。这个短小而平淡的句子激发了关于历史实践和历史哲学的许多论著。它是历史学家（不仅仅是兰克）逃离“真实故事”的范式，砍掉第二个带有虚构意味的术语，让历史仅与“真实”相关的一种尝试。我们将在下一章进一步讨论这种观点。现在让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兰克说“仅仅说出事实是怎样的”，他其实是在引用一位更古老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这是兰克的忠实所在。无论兰克为历史提供了什么别的东西，他又一次回到了政治事件之塔。他的资料是关于统治者、国家、民族和战争的资料。我们再次逃开，却陷入了分裂，因为反对兰克的看法又会将历史编纂分解为完全不同的部分。如今很少有历史学家简单地称自己为“历史学家”：我们是“社会史学家”、“文化史学家”、“女性史学家”、“科学史学家”或者真正的“政治史学家”。这是本书以下内容不打算接着叙述历史编纂发展的原因之一：内容实在太多，不同的分支也太多。

当然，认为历史编纂的发展“终止”于19世纪中期是可笑的。我以兰克作为终点，部分原因仅仅在于，我没有能力将自此以后历史编纂所采用的无数方法构成一个连贯的叙述。但是这种看法也有些道理。自兰克之后，任何类型的历史学家心中最初的、首要的观念就是“真相”，它可以通过忠实于资料而着手进行探究或最终企及。自19世纪以来，历史声称自己既有实用性又有功利性，这往往是基于认真利用证据，而不是修辞的优雅或哲学的敏锐。

19和20世纪历史学日益制度化，推进了这一进程。历史只是工业革命后逐步“职业化”的大量学科中的一个；实际上，它被确立为大学研究的一个严肃主题，确实比其他某些人文领域更晚。19世纪晚期，历史学家开始建立职业团体（譬如美国历史学会），创办学术刊物。整个20世纪，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为博士头衔而学习，在大学院系里工作，并坚持“专业人员”的权威地位。上世纪末历史之所以能职业化，部分原因在于，现代国家维持一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经济能力增强了。随之而来的结果之一是出现了历史应该服务于民族国家需要、创作“民族”历史的期望。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定了不同国家的早期职业历史学家所提历史问题的类型：英国自视为议会民主的顶峰，并为自己的帝国而骄傲；法国人将1789年革命视为现代国家创建的开端；德国人颂扬其文化和种族的“优越性”；美国假定与欧洲模式间存在“不同”，并为此自豪。历史学的职业化并未将历史学家从其独特文化的需要和偏见中解救出来；如果要说真的有影响的话，那就是这种需要和偏见得到了强化。

既然我得益于这个职业体系，对它发出任何过多的悲叹都会显得很无礼。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家为职业地位付出了某些代价。首先，在一般读者大众与专业历史学家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隔阂：一般说来，为学术期刊撰文或者在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意味着为不超过五百人的读者群而写作。对于每一个读者来说，许多有趣的、重要的内容被隐藏在了令人不快的大片专业注释当中。其次，成为“专业人员”有时会让历史学家假装超然于现在和过去，并对其做出客观的判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些主题，但这里只需注意，“专业的”并不意味着“公正的”，它主要表示“有报酬的”。现在历史学家要靠他们所做的事情谋生，这意味着要应对大学委员会、基金理事会以及要求同行评审的出版人的期望。历史学家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既定的利益网络中发挥作用。最后，职业化还会导致分裂。很少有历史学家认为自己是一个广阔领域的专家，他们往往以特定的方式从事专门的研究。我不能确定这些分裂是“坏事情”；它们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能是建设性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它们的确意味着“历史”（无论是就历史学家的工作，还是就他们对过去所做的描述而言）绝不能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End—

本文选编自《历史之源》 。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包括图书名与公号名）。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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